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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食城 (我的家乡)

2014-06-21 15:43    来源:未知

 

 
 
 
 
包连珠 刘厚林 马新存
食城位于江苏省丰县城东南四十里大沙河岸边,是个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古老村庄。这里春天是花的海洋,雪白的梨花,粉红的苹果花,桃花在阳光下分外娇艳。微风吹来,花儿们个个点头微笑,像似在为精心培育它的果农们报告丰收的喜讯。到了秋天,这里又成了果的世界,难怪领导、墨客们纷纷题词“果都”、“果海”。这里连片种植果树32万亩,年产红富士1.5亿公斤,是江苏 最大的红富士生产基地。这里的红富士苹果果皮鲜艳、果肉嫩黄、脆而多汁、甘甜可口,由于良好的自然品质,多年来大沙河牌红富士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美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这里成了丰县观光农业和大沙河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过去丰县六座古城之一。
一、食城村名的由来
食城村名由来已久,说法不一。传说西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都先后到过此地。
秦二世六年项羽起兵江东,誓灭暴秦,于彭城北,西进途中设十八座军营,均以城命名,“石城”为十八座军营之一,这便是“石城”早期村名的由来。
秦朝时期,这村并不叫“食城”。因刘邦、项羽灭秦后渐成楚汉相争之势。一次,刘邦于彭城战败后,为躲避项羽的追杀,连夜仓惶逃窜,人困马乏到了石城,百姓听说后,家家凑集粮草,精心抚慰。刘邦的兵马在此休整数日后继续西进,不久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高祖十二年,刘邦率部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重返故里,特来石城馈赠宴赏村民及随行将士。当年石城人以“食”救了他的命,于是他把石城御赐为“食城”。这便是又一食城村名的由来。刘邦建立汉王朝,始称汉高祖,因汉高祖刘邦为本村赐命,所以后来人称“汉食城”。《丰县志》中这样记载:“食城,传汉代刘邦在此用餐,饷军,故名。”所以说:“食城村名刘邦传”这有案可稽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村东南火神庙旧址挖砖时,挖出一块石牌,上面刻有:彭城西北百余里“汉食城“字样。一九八四年三月丰县人民政府为食城立了纪念牌,可见食城在历史中的重要位置。
传说汉代在食城建过大粮仓,储粮甚多。当时传谣“进食城大车小辆,出食城眼泪汪汪”。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因食城为储粮之城,所以食城村名又有了第三层意思。以上各种说法均为世人喜闻乐道。
二、食城的基本概况
自汉代后,食城就是这一带较大的村庄。是丰县六大古城之一,除食城外,其他五座古城分别是:凤城,丰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虺城,商朝左相仲虺受封王城叫虺城,现属范楼镇;偃王城,为春秋时代宋王偃(康王)的王城,在欢口镇;苗城,为汉功臣逢喜封邑,位于王沟鎮;邀帝城,汉高祖刘邦还乡时,父老乡亲邀驾于此,属宋楼镇。
以上古城除凤城外多已废毁,而食城历经两千余年且繁华如初,由此可见,食城是除丰县县城之外为数不多的古城。具有重要的保护、科学研究、开发与旅游价值。
食城自宋代开始就有了集市,并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汉、唐至明、清早中期,食城就十分繁华。明代食城有玉皇阁等四大建筑,具体分布如下:玉皇阁,在食城西北角,现包同让住处;泰山行宫,在食城东北角,现姜敦善住处;火神庙,在食城东南角,现包光联家前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火神庙旧址挖砖时挖出一石碑,上面刻有建泰山行宫捐款人名单;关帝庙,在食城西南角,现步新海住处,后搬至东北角现王彦军住处。关帝庙里的关老爷铁质坐像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砸后,拉到城里炼钢铁去了,现在想起这事,真让人心痛。
历史上的食城曾有一条专门以村的名子命名的河流——食城河(图1)。
 
 
据清光绪刻本《丰县志》记载:食城河在丰县城南四十里,上接华家坡河、清水河、长八十里。该河自董家寨出蒋家楼,离丰县界十多里,流入微山湖。咸丰元年(185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蟠龙集决口,被黄水淤塞。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前再次被淤塞。从《清雍正年间丰县水利全图》可以看出,食城河与黄河大致平衡,自西而东,蜿蜒曲折,支流众多,当年的食城一带颇具江南水乡的韵致。
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在蟠龙集北决口,决定了丰县和食城的水系地形(图2、图3、图4)。
 
 
 
明洪熙年间包姓胜群公从合肥迁居食城。这之前食城以毛姓、姜姓、马姓和丁姓为主。马姓指马振叶一大家。后来,其他姓氏陆续迁居食城。目前食城有:包、刘、王、李、赵、周、丁、桑、姜、马、宗、许、徐、孙、郜、张、霍、谭、步、杜、邵、吴等二十多个姓氏,人口约三千人。
1851年蟠龙集决口之前,毛家是食城寨里的首户。现在老供销社西边的大坑就是村民在毛家旧宅挖砖时留下的。当时毛家住着一片清瓦房,五进院子,后堂楼就是现在李新强、霍海州住处,前大门在包连兵楼前。包庆华商店门前的大方石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毛家旧址挖砖时出土的,是毛家染布店的捶布石。后来毛家搬迁何处,不得而知。
过去,食城周围有高大的寨墙和里外寨河,并建有高大的南、北、东寨门。食城寨有寨主管辖周围许多村庄,寨里寨外有环城路,交通十分方便。老寨区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宽约四百八十米,面积约四十公顷。寨墙四角设有角楼和炮台,是仿南京古城建造的。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新居的扩大,村外新区超老寨区一半以上,整个食城村向东、向南、向西扩展很多。目前,新旧居住总面积约一百二十公顷。
三、食城行政管辖的变迁
明朝、清朝至中华民国时期食城长期设寨主,当时的寨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下属十几个村子。清末至民国食城的知名寨主有大寨主包畏三、四寨主包徽三、七寨主包锦坤,最后一个寨主是包承宗,人们都叫他小寨主。他干了大约三年就把寨这一级撤掉了,改为乡,叫铜山县梁寨区食城乡。乡长前后有包锦章、包佑臣、包同修。后来划兴汉乡,乡公所设在赵楼,乡长还是包同修。那时的组织机构是十户为一甲,选一名甲长,十甲为一保,也就是三百口人左右,食城有东西两保,东保的保长是包敬先,西保的保长是包景宗,协助保长办事的叫保丁。
1947年食城划归山东省华山县李寨区,县政府设在套楼,区政府设在草楼,乡公所设在包庄,乡长孙永田,副乡长李道然,乡文书包巡宗。
食城是1948年10月解放。解放前,食城的包爱宗、包化举等十几人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南征北战。在李单楼战役中,食城当兵的就有五、六个同志牺牲在战场上。食城最早的共产党员就是包爱宗和包化举,他们都是在解放前经地下党领导王石英介绍加入共产党的。
1953年2月华山县被撤销,食城被划归江苏省丰县李寨区。食城乡与单楼乡合并成一个大乡叫食城乡,乡政府设在食城。乡长包先军,副乡长李道然,乡文书刘子修,乡书记李玉新,乡队长李玉堂。1953年春,食城开始成立了农业互助组。同年还开展了统购统销运动,动员农民卖余粮,包如粮、刘如粮、马千斤就是卖余粮那年出生而得名的。
1954年春天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食城和包庄是一个社,叫新华农业合作社。社长李传德、包敬林。主管会计李兴斌,现金会计秦宝华,生活会计包巡宗,工分会计包仲山。
1956年夏,上级实行撤区并乡,食城被划归丰县辛集乡食城大队,乡政府设在单楼。当时全乡只有两个完小即食城小学和小李寨小学。两个供销社即食城供销社和新庄供销社。一个医院在郭楼。
1958年秋天由高级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辛集乡当时有三个农业高级社,即丰辛一社、丰辛二社和丰辛三社。食城属丰辛二社。转为人民公社叫梁寨人民公社食城大队。时间不久又划归大沙河人民公社,公社驻地在岳庄。
1959年食城、夹河、六座楼合并一个大队叫河东大队,大队长魏德银、张言春,大队会记李玉胡、包巡宗。
1960年,大沙河公社与套楼部分大队合成一个公社仍叫大沙河公社,公社驻地在套楼,与套楼一个公社长达十年。
1970年4月,大沙河与套楼分开,叫大沙河果园,后来改为大沙河人民公社,1979年春,由大沙河人民公社改为岳庄乡。1984年由岳庄乡改为岳庄镇。不久,宁兆坤来大沙河任党委书记,把岳庄镇改名为大沙河镇。
2001年与李寨乡合并后仍叫大沙河镇至今,镇驻地在大沙河(岳庄)。
自从成立村党支部以来,食城村支部历任支部书记有:李道然、郜显伦、张言春、刘传为、包同水、包同新(代理)、包道立。
历任大队主任或村长有:李道然、包爱山、包化贞、王守德、孙学兰、张言春、马德修、郜显伦、刘新忠、包同水、包玉叶、刘怀玉、包亚东。
历任大队会计有:包巡宗、包仲山、许建政、桑义忠、王志权、刘怀玉、包同新、包道立、包玉超。
食城村自从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以来,全村划分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约三百口人。集体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队长、会计为生产队主要当家人。各生产队设立队委会,民主理财小组。五个生产队除二队没有分过队,其余几个小队都分过。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五队就分为两个队,南队叫五队,北队叫小队。到了文革期间又合成一个队。1980年初,四队先分开,接着三队也分开了,四队分为四、六队;三队分为三、七队。一队分为五个小队,即一队、八、九、十、十一五个小队,各生产队从开始任过队长的有:(以原先五个生产队为主)
一队:李凤林、张言春、马德修、杜长玉、步金成、步金善、包同珠、包银宗、包亚民、包同善、包道奎、包化宪、包玉平、包同芹、王志权、包连启。
二队:霍玉田、李凤明、包同真、刘新民、桑义升、刘振华、刘尊玉。
三队:包化合、刑桂英、包效忠、包敬廷、包爱山、包化彬、包化先、王庆民、王桂廷、包玉龙、包敦敏、包玉芳、包玉超。
四队:包爱山、孙学兰、许振明、霍玉田、包化云、马振叶、包玉叶、马振合、包玉银、马振海、宗瑞民、孙光蕊。
五队:包化贞、包化明、包化修、包玉美、李月祥、包光明、苏代显、包玉武、包玉轩。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时期叫吃大锅饭时期,因1958年大跃进全生产队吃食堂而得名。这一时期至1979年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务制,前后延续二十多年。“上地一窜蜂,干活大呼拢”。“草帽子刮到地里都给三分。”百姓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认真,不负责任,后来发展到偷拿成风,干什么偷什么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有的生产队凡露头露脸的都当过队长,但谁也没领好。这说明在群众思想境界不高且物质极为馈乏的情况下,走大集体之路是很难行得通的。
土地实行责任制后,确实把百姓们的潜力挖出来了。党的好政策加上群众的冲天干劲,他们既动脑又动手,想方设法在自己承包的土地里种上能多卖钱的农作物。有的社员还搞起了养殖业,运输业,开超市搞商业,开饭店干餐饮业,外出打工搞建筑,做缝纫、干服务,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几十年功夫,百姓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致富路。
四、食城的集市与商贸
食城从宋代就有了集市,时间为每天早上有集。周围村上的老百姓来食城集进行商品交易。那时老百姓主要从事买卖粮食、蔬菜、鸡蛋、食品等,到九点多钟集就散了。
后来发展到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成会,逢会期,市场就更活跃了。集上除买卖东西进行商品交易外,还有唱大鼓的,唱洋琴的,说评书的,耍杂技的……,南来的、北往的、推车的、担担的、打把式卖艺的、斗羊的、摆茶摊的、卖包子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肉合子卖粥的,真是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那时候的集和会都在北寨门里外。周围十几里,几十里内外的百姓们都慕名来赶食城会。食城会可说是威名远震。这里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事故。食城东北角的姜敦玉,有一年春天,他牵着大青驴去黄口南宝鞍山贩粮食,走到黄口附近,天色已晚,准备用来驮粮食的大青驴被劫道的毛贼短走了。一夜过后,天明正逢食城会,劫道的贼子不知道劫的是食城的驴,第二天便把这头驴牵到食城会上来卖。这头驴自幼在姜家长大,对食城的道路很熟,大青驴刚进南寨门就咴咴直叫,象似再喊:可来到家啦!贼人把驴牵进牲口市栓在木桩上,围观的人一看,纷纷议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姜家昨天在黄口被劫的正是这头驴,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这个小声说:哎,这不是姜家在黄口丢的那头驴吗?”。那个讲:“这头驴今天肯定卖得快。”议论之声被贼子听见,此后便悄悄地离开那头驴,灰溜溜地赶快逃走了。姜家万万没有想到自家的大青驴能不费吹灰之力便失而复得,全家人都高兴万分。此故事充分说明了当年食城会在周围几十里内外名声是多么显赫。
那时食城会上的名吃有:宗家的包子,李家的粥,张学印的肉合子,霍玉田家的粘糕,李道然、王广义、周德明三家的烧饼、油条、麻花。王守德的豆沫子,马征启的蒸馍等都远近闻名。南北街上还有三家饭店和客店。那时从丰县去黄口,食城是必经之地。因此,食城街上的各家生意都很兴隆。
那时在集上粮食市里当行人的是桑中祥,他是桑西华的大爷。在花生、棉花市里当行人的是唐朝祥,他是唐玉成的父亲。布市里当行人的刘厚喜是刘传香的父亲。牲口市里的行人是姜连山,后来是包化仿。平时在本村及周围村上买地、卖地,给人家量地的行人是包敬臣,他是包连珠的爷爷。这些人都是在集上为群众服务的聪明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得广大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解放后,食城集还在延续,隔天一个集。集址迁到寨里的南北街。1951年,食城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并实行股份制。供销社里有布匹、食品、烟酒、杂品、百货、煤炭等。后来设有收购站,收购棉花、羊皮、羊毛、红芋渣等。新成立后的供销社社长是李传德,经理包义宗,营业员姜本贤,收购员殷学谦、王德连。
1963年,供销社由南北街路西搬到东西街路北,就是现在王磊菜店到刘超修车铺,包括整个后院。
到了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食城集由原来的隔天一个集改为五天一个集,每月三、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成集。逢集街上热闹异常,集上有蔬菜市、鸡蛋市、布匹市、花生棉花市、粮食市、猪羊市、牲口市等。商品齐全,交易红火。当时食城供销社内设有食品站,老百姓卖猪、买猪肉比较方便。
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允许私人经商,供销社便随之慢慢地解体了。自从1987年秋后挖了梁西河,加之东北林场成了集,食城集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几百年来令人瞩目的食城集和食城会彻底烟消云散了。如今的食城大街上有烟酒、小百货商店九家,青菜店三家,修车铺三家,五金杂品店一家,蛋糕房一家,粮油店一家,浴池一家,饭店一家,食城村民及周围村上的人们来食城买东西,办其他事情还算方便。
五、食城村的文化生活与医疗卫生
解放前,村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老百姓只能在集头上听唱大鼓的,说评书的,唱洋琴的,平时很难听到县剧团的演出,更别说省剧团的演出了。
1953年春天,徐州空军部队在大沙河里设靶场,让空军的飞机演习射击。看守靶场的部队就住在食城,他们每半个月来放一次电影,因此,食城的百姓们也开了眼界。
1956年,村里拉了有线广播,人们便可以从话匣子里听到豫剧、歌曲、相声及各种地方戏。
七十年代初社员便能买到收音机、录音机。社员们的文化生活有所提高。那时候,各公社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食城大队也成立了宣传队,老艺人李玉臣担任宣传队的导演。包连珠编写的地方戏“一车大粪”曾参加公社及县的文艺汇编,并获得演出三等奖。
1984年秋,村里拉了电,这意味着人们千百年来点油灯、点蜡烛的日子彻底结束了。这时条件好的家庭买了电视机。食城村的刘新民家买的最早。每天晚上得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播放。随后一队包连珠、包禹宗,四队刘传龙也买了电视机,物以稀为贵,因此,每天天不黑小朋友们便搬着凳子到这几家院子里等着看电视。生怕去晚了没地方坐。电视看久了,有的小朋友攒不住了就到墙边大小便,弄的院子里很不卫生。鉴于此情此景,放电视家庭的人也很不高兴,但也很无奈。后来买电视的家庭越来越多,几年后,电视机很快达到了普及。到别人家看电视的现象自然消失了。
电视机的普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百姓们的文娱生活,还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从而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近几年村里增添了图书室,广大村民在业余时间看书也方便了,如今家家安装了数字电视,不少家庭购买了电脑并安装了宽带,用上互联网,为村民了解新的经济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好多中老年人买了随身听电唱机,他们赶集上店,在田间干活都随时听到歌曲和各种戏曲。国家又无偿地给安装了供人们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材,百姓们的文体活动比过去丰富多了。
食城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是解放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解放前,食城村没有医务室,老百姓得了病就去找本村的包廷献针炙。他医术高,服务好,谁有心口疼、肚子疼,一扎便能止住。后来,马德印老中医来食城后在自己家开了个中医铺,对前来看病的人,通过观察,把脉,询问病情,然后开几付中药,吃了病情就有好转。1950年,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食城北头老关帝庙里开了个医务室,并派来了医生。医务室有中医,也有西医,百姓看病,方便多了。
1972年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看病时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以拿药了。后来停办了几年,社员看病要交现钱。2003年恢复了合作医疗制度,社员每人每年交10元钱就可以看病。随着医疗制度不断完善,现在每人每年交70元,就可以在县内各医院就诊,并按规定报销医药费。国家不断进行医疗改革,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事业也会更加完善,老百姓看病也会更加方便。
如今农民得了重病,看病基本上不用自己掏钱,上级给病人报销的数额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农民因看病而致贫的问题。活生生的事实不得不让百姓内心迸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
为了保证农民的身心健康,上级政府九十年代初在食城实行降氟改水,给村里打了深井,使农民吃上了自来水。十几年后,水井井壁跨蹋,自来水停用了。2012年春天,政府又拨款在村西北角重新打了深井,同年年底食城村的百姓第二次用上了自来水,从而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难的问题。
为了搞好村里的环境卫生,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在村里建了数个垃圾房,因没有处理垃圾的条件,百姓们乱仍垃圾的现象仍很普遍。处理垃圾是个伟大的工程,我想,社会在不断发展,彻底根除垃圾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食城村自建立卫生室以来,曾经在食城卫生室工作过的医生有:马德印、孙建云、孙文章、张美华、任德强、李允忠、包同水、包化凤、刘芳、包玉平、刘传胜。
六、食城村坎坷不平的办学路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这是每个人早就懂得的道理。食城村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有了私塾教育。包锦标、包佑臣、包敬修均在家中办过私塾班。一般教七、八个学生。教学内容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等。先让学生读会背,不开讲。1937年春,包绍宗办起了正规班,开始让学生学习国语和算术。同年秋天,袁玉奎来食城办成了一至四年级初小班。当时五、六年级叫高小班。上完四年级叫初小毕业。上完六年级的叫高小毕业。能办到六年级的叫完小。
1940年,由政府部门在食城办起了完小,包同修任校长。1944年,日本鬼子打进了苏鲁地区,因兵荒马乱,形势于教学不利,学校只得停办。正是:日寇苏鲁是顽凶,
学生无法来校中。
操戈消灭鬼子后,                                                     
咱们回校再用功。
1946年春,食城恢复办学。先办到一至四年级,由赵河崖的刘贯英、刘贯青任教。1951年春,食城又办起了高小班,当初在食城关帝庙院内,后搬到庙院东边,就是现在郜普军、张民生、刘振民、郜普永住的地方。
1958年暑后,学校由食城东北角搬到食城西南角,就是现在的校址。
学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年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社会混乱,派性斗争激烈,学校只得停课。1970年春,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学生复课闹革命,从此学校走上了正轨。并办起了两个初中班,当时叫小学戴帽,小学五个班级,当时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制教学。这样全校共有七个班级。1976年暑后,学校又办起了高中班。杜文明、姜延华、包敦友就是在食城高中毕业的。这时候学校可说是达到了顶峰,从小学到高中共十二个班级,学生五百余人,教职工二十余人。1979年春,上级主管部门认为,食城办高中,设施不完备,要求停办。1988年暑后,由于办学条件的改变,初中实行合并。食城初中及杨五楼初中同时合并到大沙河果园中学,食城小学只保留一到六年级。由于学生不断增加,一至六年级全部实行双轨制,每个年级为两个教学班,全校十二个班级,学生四百余人。
2001年,上级教育部门出台了新的办学政策,学校布局重新规划。食城因多种原因,没在食城设教学点,食城小学就这样被撤掉了。
食城自古以来就有自己办学的优良传统,村民不同意撤学校,坚持办下去。上级不分给教师,村里自己找老师。上级不给盖房子,村民自筹资金盖房子。这样坚持办了七、八年,因部分学生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一些家长把自己的学生转到条件好的学校就读,这样以来,各年级学生越来越少,学生少不够班,三至六年级的学生都到中心小学就读。剩下的一、二年级,到2010年暑后开学时每个班级还有五、六个学生,老师没法教了,剩下的几个学生及老师都合并到中心小学去了。
2011年初冬,丰县首羡校车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后,有关领导产生了新的办学观念,认为用校车长期接送学生,危险系数太大。此后有了在边远村庄设教学点的新思路。经多方努力,2012年暑后在食城小学原校内增设一至三年级教学点。教师由大沙河镇中心校统一调配。因原有校舍都不合格,办班前经重新加固再利用。所以,为长久之计,为安全着想,经商定在2013年春季重新建新校舍,将原来的旧校舍全部拆除。现在,学生已在新教室内安心学习。今后的食城小学将成为长期教学点。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均和中心小学一样。从此,食城的小学生便少受许多颠簸之苦,同时家长也减轻了经济负担。
食城的幼儿教育是从1967年开始的。当时学校内没教室,只好在校外找房子。当时的幼儿班叫育红班,也叫学前班。后来在校内办了个综合班,因适龄儿童越来越多,以后就按年龄办成大、中、小三个班。随着形势的发展,2010年食城的幼儿被合并到大沙河镇中心幼儿园接受教育。合并不足一年,因中心园地方小,教室少,容纳不下,大沙河教育办决定在食城办分园,设大、中、小三个班,学生一百四十多人,调来六名幼儿教师。如今大沙河镇幼儿园食城分园办得红红火火,且吸引了周围邻村的幼儿来食城分园学习。2013年冬初,上级拨款160万元在食城校为幼儿园建高标准教学楼,2014年暑后便可交付使用。至此,食城校的小学、幼教已完全走上了正轨。
食城的成人教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早在1953年冬天,食城五队包光举的爷爷在家办成了速成识字班,组织全村的基干民兵、共青团员中的文盲参加识字班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学员学习积极性很高,一天可学会几十个字,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有的学员能写借条,会打欠条,能写简单的书信,还有的可读报纸。负责教识字班的还有五队的包玉振。后来,这个识字班在乡里都很有名。
1955年冬天,全村办起了扫盲班,要求全村的青壮年文盲,都要参加学习。初级班在各生产队办,中级班集中在学校办。当时上级对扫盲很重视,经常进行检查验收。毛主席曾经这样说:一个多文盲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凡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人都记得毛主席说的这句话。
1956年,辛集乡又在食城周作兰家办起了农中班,号召凡没考取正式中学的小学毕业生到农业中学去读书。当时没有校舍,也没有教学设备,因此,农中班没坚持多久就因办学条件差停办了。当时农中班的任课教师是上级派来的两名南方教师和夹河的魏德举。后来把食城农中和梁寨农中合到一块去了。
回顾食城整个办学经历,从开始到现在,可说是上上下下,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今天上马,明天又下马,极具戏剧色彩。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初小、完小、初中、高中、农中、扫盲、幼教、什么样的教学班都办过。用坎坷不平来形容食城的办学之路,再恰当不过。
这里向大家介绍下食城学校的历任校长,他们是:包同修、袁玉奎、刘贯英、宗政、李环、李正藩、丁道坤、刘道泉、黄永兴、丁文诗、王传英、赵玉华、李振亚、李玉喜、包连珠、魏恒新、刘子强、刘静、李念伟。
七、食城过去的故事
清光绪年间,食城寨大寨主包畏山为丰禀贡生、绘画传世。他是寅恭先生学画的老师。他当寨主期间,为人忠厚,办事公道,足智多谋,兼有勇略,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深受百姓的欢迎。
1851年老黄河在蟠龙集决口后,这时他已不任食城寨的寨主了,由其四弟包徽山接任寨主。当时因家中生活困难,迫于生计,就到砀山县唐寨唐老八家开馆教学,当私塾先生。不久他又给唐家当帐师,协助唐家管理家务。
徐州张道台为什么到食城南门要下轿?
时值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清朝政府的僧王(皇帝的叔)去南方镇压捻军起义,千军万马进驻唐寨。徐州张道台来唐寨邀包畏山去迎接僧王。二人跪在僧王面前,僧王问:“下面跪的什么玩意?”张道台(徐州的州官)回答不出。这时包畏山从容不迫地替他回答道:“回禀老爷,徐州张道台给王爷送马草马料来了。”僧王自言自语地说:“徐州张道台!张道台!,好!好!,那就送一千车马草和一千车马料来吧!”。
老黄河决口不久,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张道台感到筹集这么多草料确有困难,就埋怨包畏山,这两千车马草马料,咱上哪里去征集?包畏山自信地说:“前方军情紧急,王爷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咱就用老牛拉破车,一天送四五十车,给他送三天,才送一百多车,再不然咱从南门送,转一圈再从北门送进来,这样来来往往车辆不断,他也不知道咱到底送多少车草料。”果然不出所料,僧王真的就在第三天,拨寨起营,到南方去了。
僧王走后,张道台很感激包畏山,过了不久,便邀请包畏山去徐州做客。包畏山考虑自己年龄较大,出门不方便,更和四弟一起去徐州。当天晚上住在客店里,第二天向徐州递上拜贴。张道台命人红毡铺地大开中门迎接包畏山。包畏山兄弟二人很谦虚,不愿走中门。张道台说:“这中门咱们不走,让谁走?”于是两廊奏乐,以示欢迎,三人手拉手走进了府台。兄弟二人在徐州住了一月零三天,大小官员天天宴请,甚至连和尚、道士也争相请包畏山兄弟二人去做客,真是盛情难却,他俩只好不辞而别。
包畏山从徐州返回家中,停了几天,哥俩商量:张道台请咱们去徐州做客,热情款待了咱们;咱应该回请张道台才对,要不人家不说咱不懂道理吗?于是派人去徐州送请帖,邀请张道台来食城做客。张道台接到请帖后,对手下的官员说:“包畏山请我去食城做客,你们说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官员回答说:“人家既然派人给咱们送请帖,说明人家是诚心诚意地请咱们,还是去的好,有请必应吗。”于是张道台第二天坐着轿,同部分官员来食城。到了食城南门外就命轿夫落轿,并对轿夫及随行人员说:“今天第一次到包兄这里不能无礼,我要步行去见包兄。”张道台刚到包畏山大门口,就见包畏山立即走出大门去迎接张道台,并说:“我老包没能远迎,有些失礼了。”张道台说:“包兄不必客气,当年在唐寨,要不是包兄救了我的驾,说不定我这条老命还保不住呢?”包畏山把张道台及随行人员请入客厅,招呼他们用烟用茶,设宴款待。包畏山和张道台成为知己朋友。从此以后,张道台每次去丰县路过食城都要在食城南门下轿,步行路过食城大街,出了食城北门后,再上轿前往丰县。
2、帮唐家讨回陈帐
包畏山在唐家当帐师时,唐寨东南大郭庄有一家郭姓人家欠了唐家不少钱,唐家数次派人去大郭庄讨要,均无功而返。这时唐家问包畏山,“该咋办?”,包畏山说:“东家,我先写封信试试。”第一封信送到大郭庄后,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回音。几天后,包畏山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措词比较强硬,信中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若还不还,官司不用唐家出面,我包畏山和你们打这场官司。郭家知道包畏山与徐州张道台的关系。迫于压力,才让管家赶着牛车到唐寨还钱。那时清朝通用圆形方孔铜钱,钱币大小不一,厚薄各异,有的还残缺不全。东家正要收下,包畏山说:“要挨串派人清点,不合格的钱,不够数的串,坚决不收。”大郭庄的管家怕回去不好交待,只好原车拉回家。几天后大郭庄的管家再次赶牛车送钱。包畏山说:“钱不用数了,把钱悉数入库,准备酒菜招待客人。”
东家问其缘故,包畏山说:“第一次他敢滥竽充数,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这一次送来的钱一定会实事求是,不论钱的数量、质量都是可信的,我断定他们肯定不敢乱来了。”唐家所有的人都很佩服包畏山。
包畏山帮唐家讨回陈欠,使唐家在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正是:
欠债还钱平常事,
多年不还耍赖皮。
畏山捎信钱送到,
唐氏家人特感激。
3、智斗大马子(土匪)
包畏山在唐寨给唐家干了十多年帐师,后因年老体弱,就回老家休养了。那个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丰县有几年没县长,社会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华山驻数百名大马子,就是人们常说的土匪。他们经常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用现在的话叫踩点,到处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和粮食。
有一天,食城人抓住了一名探子,细细盘问,并从探子身上搜出一把枪来,认为此人不是好人,二话没说将探子拖至西北河里砍死了。华山的大马子得知消息后,发誓要对食城报复。扬言见了食城的哈蟆、老鼠也得摔死。食城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很多人想逃出食城。这时,四寨主包徽山去报告大哥包畏山,让大哥想办法应对。包畏山对四弟说:“你到北寨门下守着,对百姓们说,只要我们家的人不走,谁也不许走,跑!跑到哪里去?咱们要团结一致,誓死守住食城。”华山的大马子当天傍晚来到毕楼,准备夜里攻打食城。这时包畏山让四弟包徽山集合全村青壮年,每人发给两个子秫秸,安排从李口到六座楼,沿大沙河东岸,每隔二十米点起火把,住在毕楼的大马子看到沙河东岸七、八里路火光连天,十分害怕,就这样驻在毕楼的大马子当天夜晚没敢过河攻打食城,只好悄悄地撤回华山去了。
正是:
畏山智勇大如天,
何惧土豪呈凶顽。
略施小计退顽匪,
食城百姓保平安。
4、抓不住就不承认
解放前民国时期,食城的小寨主包承宗在周围几十里已比较有名。他担任寨主时,在百姓中威信很高。他关心村里的穷苦百姓,凡有人向他求助时,他总是一口答应。村上穷人多,好多人经常吃不饱饭。到了秋季,为了全家糊口,几个人利用夜色到周围村上的庄稼地里钎个高粱穗,掰个玉米棒的事时有发生。
有一年,村上十几人在夜间到草楼,把人家四、五亩地高粱穗钎下来背回食城。第二天一大早,少高粱的人家顺着路引找到食城来,见了寨主包承宗,那人把自家庄稼被偷向寨主说了一遍,包承宗问:“你怎么证明是食城人偷了你家的高粱。”那人说:“我见路上有掉的高粱粒子。”包承宗说:“偷你家高粱的人,你也没抓住,单凭路上的几粒高粱粒不足为据,你不要败坏俺村的名誉,俺村没有这样的人,你快回去吧!”那人无言以对,只有忍气吞声地回家了。
还有一次,食城人偷了河北大范庄的两匹马,人家找上门来。见到寨主包承宗,那人说:“俺的两匹马被您庄上的人给牵来了。”包承宗问:“你怎么知道马是食城人牵来的?”那人说:“上您食城的路上有马蹄印子。”包承宗说:“不可能,说不定是别村上的人干的呢?”那人说:“您不承认,我们来人翻。”包承宗说:“那好吧,你们就来翻吧!”那人回去把情况一说,当天领着七、八个人还有他们庄上的寨主来食城翻他们丢的两匹马。食城寨主包承宗陪他们翻遍食城的大街小巷,终没见马的踪影,来翻马的人心中闷气加窝火,只好无奈地回去了。其实,包承宗早已命人把马转移到别处去了。
包承宗就是这样护着顾着本村的老百姓。
5、官司打到苏州城
包承宗干了不到三年寨主,此间,他办事认真、主持公道、说话算数、乐于助人,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1936年底,上级把寨改为乡,包承宗因此不再担任寨主了。把食城寨改为食城乡,第一任乡长是瓦房的包锦章,包承宗被调到县大队去了,常驻梁寨和敬安。他驻梁寨期间,梁寨西北吴楼,有一陈姓人家在庄上开了赌场,养了几十个大马子,专干坏事,祸害百姓。
有一次,包承宗带了部分县大队人员去吴楼治赌,到了那家姓陈的赌场门口,姓陈的忙出门打招呼:“你们来此有何贵干。”包承宗说:“我们来执行公务。”陈某热情地说:“先让你的弟兄到家里吸烟、喝茶,休息一会。”当包承宗的人马全部走进院子时,吴楼的大马子突然把陈家大院包围起来,包承宗人马被困,无奈和大马子打了起来,战斗非常激烈。眼看包承宗的人马难以招架。在这节骨眼上,腰里王的白孩听到枪声,就问别人:“哪里打抢?”有人对他说:“食城的包承宗被吴楼的大马子包围起来了,情况十分紧急。”白孩是腰里王的大户,平时都是包承宗给他看家护院。白孩听后立即带上五、六十人马,火速到吴楼为包承宗解围。白孩的人马把吴楼的大马子赶跑,包承宗的人马得以解救。
事后,包承宗给陈家打官司。官司打到徐州,因陈家人多钱多,且有两名专员在府上干事,官司在徐州没有打赢。
后来,官司打到省里,那时省政府在苏州。包承宗到苏州后,在一家客店里住下,第二天来到一家茶馆,和茶馆老板交谈,他说:“我来苏州是和人家打官司的,今天我给您十块大洋,到开庭那天,你给我送茶,一定要送高档茶,法庭人员和我每人送一手壶好茶。
开庭那天,陈家到场的有二十多人,而包家就包承宗一人及一名随行人员。到了法庭上,法官们坐进审判席,陈家二十多人坐一旁,包承宗坐在另一旁。事先安排的那家茶馆,跑堂的将泡好的龙井茶送上去,法官们每人一小手壶,也送给包承宗一手壶。陈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后,莫名其妙。审判长宣布:“现在开庭,关于姓包的和姓陈的打官司一案,现开始审理。”法官说:“今天姓陈的来二十多人,而姓包的只有一人,是不是姓陈的仗着人多,以势压人,您这不是明明欺负姓包的吗?您姓陈的肯定不在理,要不你们不会来这么多人,事实明摆着有理不在人多,有理走遍天下都占理,这官司你们不用打了,理在包姓一边,包家赢了,您姓陈的回去吧!现在我宣布:退庭,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包承宗在苏州打赢官司后,第二天回到家中,就请来徐州剧团在辛集唱老包铡陈世美的戏;而陈家总感内心有些憋屈,他们也请来剧团在陈老家唱老包赔情的戏。从此以后,包家与陈家很少交往。正是:
官司打到苏州城,
承宗只带一个兵。
凭借智慧赢官司,
回家唱戏庆大功。
6、舍身救国参加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向中国进犯,试图灭亡中国,国共两党经过努力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1938年王石英、王广宗等共产党人来食城找到包承宗,商量组织抗日武装的事。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拉起了八路,以食城为中心,组织了四个大队,规模四、五百人。包承宗任第一大队队长,在他的号召下,当时食城就有十几人跟他干八路。因为他在北京上过二年军校,所以王石英很器重他。抗战时期,与鬼子打仗是常有的事。一次,在打单楼的战斗中,食城就有六、七个战士牺牲在战场上。他们分别是:周夫堂、李学文、孙道燕、许振庄、包化胜等。后来,他们全被追认为烈士,并给立了纪念牌。
单楼战役后,部队中剩下的战士跟王石英南下了。大部队来到安徽肖县,在刘老庄战斗中,又有部分战士牺牲,食城的姜敦田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年仅二十三岁。
刘老庄战役后,剩下的包承宗、包爱宗、包化举、王德林等人,又跟王石英随大部队继续打了几次胜仗。接着又打到徐州西北沛县地段,在沛县张菜园战斗中,包承宗不幸牺牲,年仅四十八岁。这场战役后,剩下的包化举、包爱宗、王德林、胡广跃等人一直跟八路军干到全国解放 。转到地方后,他们几个都是省级干部。包化举、包爱宗二人是食城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7、王光中与食城革命者的关系
王光宗、原名胡广跃,是沛县王店乡郭靛池村人。他与食城的包承宗、包绍宗、包爱宗是姨表兄弟,因此,经常来食城。有时一住就十多天,他上中学时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他曾组织中学生揭露国民党卖国、分裂祖国的事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久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常来食城做地下工作。
1938年5月,丰县和徐州相继沦陷,日本鬼子第一次进食城时,国家振的叔就惨遭杀害。时值麦收季节,日寇又一次下乡扫荡,当时食城老百姓跑返,跑到新单楼家后趴在麦地里的袁培芝、贾二猴、包敬堂、王广仁、包效宗的母亲等被日军杀害。从而大大激起食城百姓抵御外敌、誓死抗日的决心。此时,包承宗与王光中联系,等待时机,组织抗日。
1938年冬,边区主力部队的苏鲁支队四大队派王石英到华山进行扩军工作。时任华山区区委书记的王光宗,写信给姨兄弟包承宗等人,要他们心中有数。
革命危急关头,王光宗曾在食城避过难,食城部分人加入革命队伍,是与王光宗分不开的。王光宗,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丰县、砀山县县委书记,后来任辽宁省付省长、副书记等职,直至退休。
8、何谓雁过拔毛?
1851年,黄河从砀山县蟠龙集决口,经丰县南部路过华山、沛县西北部流入微山湖。
如今的大沙河就是那次黄河决口留下的产物。过去大沙河里只长些低矮的茅草,别的什么也没有。“风起三尺沙,黄沙埋庄稼。”因此生活在大沙河沿岸的老百姓年年庄稼种不好,年年收成都很差。特别每年春天青黄不接之季,老百姓更是难过。“风沙不把人情留,打罢麦穗打谷头,哥嫂逃荒运城去,爹娘吊死在梁头。”极其形象地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及所受的苦难。
家里穷,生活苦,吃不饱穿不暖,使一部人走上了歪门邪道。这些人和恶霸、地痞、大马子勾结起来,心狠手辣、坏事做绝,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外地人路过大沙河,如被这些人碰见,除了留下财物,还要被搜身。如不从或反抗便架着去大沙河里,用刀子一捅,一走了事。那时,大沙河里有死人是经常发生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人们头脑中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认为食城、包庄、夹河临洮府这几个离沙河近的村庄,人真厉害。所以后来就编写了“夹河临洮府、食城、包家庄、雁过拔毛。”试想,大雁飞过这里,都得被拔毛,这还不够厉害吗?
今天的夹河、临洮府、食城、包家庄已不是旧社会的老样子啦! 这里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勤劳能吃苦,奉公且守法。今天的大沙河已是连片种植苹果、梨、桃达几十万亩的大果园。多数百姓家盖起了小洋楼,外出有轿车,穿衣讲时尚,吃喝讲营养,谁还干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坏事。今后,经科学治理,大沙河将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恩惠,沙河沿岸的百姓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只会越走越宽广,生活得越来越幸福,正如姜延华在诗中写的那样:
黄河故道百里沙,
万亩果林树满花。
春华秋实农夫乐,
三农政策百姓夸。
9、翻身得解放,社会变了样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迎风飘扬。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榨、屈辱的日子彻底结束了。人们扬眉吐气、重见光明。食城和全国一样,配合党进行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1950年在食城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全村划出十几户地主,其中有恶霸地方、官僚地主、还有破烂地主。村里成立农协会,孙学明、夏云中任会长;李道然、刘占元任副会长。领导全村贫下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开始过上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伟大领导毛主席审时度势,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我村包同兴(包道民的父亲)积极报名,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场上,他英勇顽强、作战勇敢,英勇杀敌,多次荣立战功,在1953年6月上甘领战役中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土地改革后,村里又进行了三反五反,通过肃反、整风、反右等运动,使社会逐渐稳定,全村农民无忧无虑地从事农业生产,社会安定,食可饱腹的日子,呈现在世人面前。
10、要致富、栽果树
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同年县里成立了绿化队,专门治理大沙河。首先在大沙河划片成方栽上紫穗槐、簸箕柳,再用洋槐树苗栽成绿化带,这样高低结合,以来压住风沙。
过去沙河只长茅草,什么庄稼也种不成,是放羊的好地方。那时候出食城西北有一条小路,是去沙河里放羊的人走出来的,村里人都叫它“羊路”。这条路走了几十年,后来连片规划栽果树,这条路才被截断的。
大沙河果园成立后,通过科学规划,栽上了果树,食城村周边的果树也是那个时候栽的。果树栽成后,由于不懂管理与修剪,有些社员和干部对栽果树认识不足,后来居然发展到有的生产队刨果树种庄稼的地步。三队南地的葡萄树和庄西北的苹果树就是在1970年春天刨掉的,连架葡萄的水泥桩也让队长分到农户了。后来看到大沙河果园各分场果树见利了,食城的社员和干部才醒悟过来。
1972年春天,各生产队都进行重新规划,按沙河镇党委的要求,把没栽果树的土地全部栽上苹果树或梨树。1980年,邓小平复出执政后,在农业生产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土地管理实行承包责任制,现在,各家管各家的果树,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从此,食城村的果农也和全国的农民一样,穿衣、吃饭、住房、出行各方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越来越近了。
11、食城也刮起了共产风
1958年,一股共产风刮遍全国,当然也刮进了食城村。这一年各生产队都是丰收年。但在食城村是丰产不丰收。地里的庄稼都没有收家来。那时各生产队都吃食堂,就是全生产队几百口人,在一块吃大锅饭,粮食由大队统一调配。收多收少一样吃饭。所以,社员们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各生产队食堂里一开始吃豆面窝窝头,炒大白菜、萝卜。大豆吃完了,接着吃红芋,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回馍馍。各家各户的锅也被收走大炼钢铁去了,社员也没法在家开小灶,两个月后红芋也吃完了,食堂接着吃从外地调来的胡萝卜,食堂天天煮胡萝卜吃,喝咸水。吃食堂本来是件好事,可节省做饭时间,节省劳动力,多干活,这件事如果在物质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当然可以,但那时候各生产队粮食都比较欠缺,让全队社员在一块吃大伙,确实不符合当时的经济现状,有些太激进了。
当时各学校也在吃食堂,不问哪里来的学生,只要在这个学校上学,就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吃饭,食堂不收伙食费,不收粮票。食堂里的粮食是从各生产队调来的,学校炊事员,管伙会记也是由大队统一调配的,学校食堂吃到1960年春天,大队确实没粮食了,各生产队食堂及学校食堂才停了下来。
在共产风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级提出以钢为纲,号召全民大炼钢铁。炼钢铁需要木炭,一声令下,生产队里不管谁家的树,不管大树、小树,全部伐掉烧木炭,烧成木炭送到城里炼钢铁,当时,各学校学生很少上课,高年级学生去城里炼钢铁,小学生给各生产队拾棉花,拾好的棉花堆在地头上,队长也不派人往家拉,直接卖给棉花收购站。就连社员干活也不记工了,以为马上就要过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
那年代,社员干活可苦了,每年冬天都得挖河 ,不是用独轮车推,就是用筐抬。春天耕地、耙地、拉耩子、运肥料、拉犁子全靠人力。当时有民谣这样唱:“爹拉犁子娘拉耙,奶奶跟着打坷垃,过路君子别笑话,人民公社没办法。”这充分说明农民在田间干活的辛苦。共产风使百姓苦到了极点。
12、两个出了名的女社员
1959年春天,农机部门给各生产队送来了双轮双铧犁。双轮双铧犁是新研制的农具,有效益高,易操作等特点。当时食城大队的女社员蔡玉环、郜玉兰二人不久便学会了用双轮双铧犁耕地,后来甚至一人可操作两部双铧犁,一天可耕二、三十亩地,工作效益很可观。
消息不胫而走,丰县大众报社记者李玉振立即来食城进行新闻采访。后将此消息刊登在丰县大众报上。蔡玉环、郜玉兰的事迹很快在全县传开了,后来徐州日报也刊载了这条消息。就这样,他们两个的先进事迹宣传到整个徐州地区各个县。
一个开展学习蔡玉环、郜玉兰的活动,很快展开。周围公社,大队的社员纷纷来食城大队参观学习,她俩当场操作示范,使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快学会了操作技术。她俩的事迹也得到了县领导的认可。在年底全县召开的各级干部总结大会上,县领导表扬了她俩,并把她俩的事迹报到了徐州市政府。后来,她们俩被评为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同年十月她俩去南京参加表彰会,成为省级先进人物。
13、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对农村的影响
正当一股共产风,浮夸风在全国各地刮的较为激烈的时刻。一九五九年初刘少奇被当选为国家主席。他上任就开始扭转不适应农业发展的局面。制定农业发展新政策。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和“自负盈亏”的新方针,想方设法改变全国的经济形势,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将土地承包到户。并按各户庄稼的长势给予合理评估,秋后社员按评估后该上缴的粮食交给集体,剩下的粮食归个人所有。刘少奇的这一招确实把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刘少奇这一举措毛主席接受不了,中央立马派人下来制止刘少奇的这一做法,全国上下组织批判刘少奇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这样,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在农村不到三年就完全停下来了。刘少奇后来被指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文革期间对他更是无情打击,毫不手软,最后被整死在开封。文革后,邓小平重新复出,并尖锐地指出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中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并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从而拨乱反正,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
14、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
1963年秋季,食城发生了五十年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特大水灾,面条子小雨直下了三个多月,老百姓把这次水灾叫“百天连阴雨。”雨是白天下,夜里下,中间几乎没停过,村里村外坑塘、、水沟、院子沟里满是积水,凡有水的地方老百姓都能捉到鱼。地里庄稼全部被淹,几乎颗粒无收。红芋地里,几斤重的红芋用手掏出来,一捏,如同面团,且能闻到一般瞎红芋刺鼻的臭味。百姓们的房子有好多进水,由于进水,房基变软,土墙房子曾发生倒塌的现象,甚至发生砸死人的事。
社员的生活全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每人每月发给的救济粮不到三十斤,老百姓就再挖点野菜充饥,还有部分社员利用冬天农闲时外出逃荒要饭度日。当时社员凡外出逃荒的多去河南南阳地区,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比咱们这里好,收的红芋干子多,也有去南阳贩红芋干的;还有把自家织的粗布带去换红芋干的。去南阳的社员来回都是爬火车,不用买火车票,况且老百姓腰里也没有钱,买不起火车票,国家救济加个人努力,荒年总算度过来了。
1964年的收成大有好转,百姓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15、浮夸风是如何刮起来的?
高调唱出小麦亩产3215斤。
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爆发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十一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六月十一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地报道了此事。这条新闻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路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一个最为流行,最为响亮的口号产生了。这就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亿万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级党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年初制定了难以完成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又层层加码,成为根本无法完成的计划指标。
湖北光化县的特大新闻,传进了丰县,传进了大沙河,也传进了食城村。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上,把湖北省光化县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照搬照用,不去实事求是的研究,不去分析,似乎谁要不敢喊这样的口号,就不跟形势,就是保守,就是右倾,就是跟政府对着干。
上级领导招集连片几个大队的社员开会表决心,先是领导作启发性发言,然后各单位上台表决心。甲大队上台立擂讲:“苦干实干加油干,保证小麦二十万(斤)”甲大队领导刚讲完,乙大队领导上台打擂讲:“二十万是低产,保证小麦四十万。”接着丙大队领导上台呼着口号讲:“四十万还不算,保证小麦八十万”。反正那时上台吹牛说大话也不用报税。谁说的早谁就是孙子。小麦播种要合理密植,而那时种小麦每亩要播一百斤种子,甚至下种二百斤,有的当官的说:“现在下种一斤,下年收二斤还赚一半呢!”这些人在种庄稼上完全不懂得啥叫合理密植,完全地官僚主义,完全的瞎指挥。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相信这样的话,瞎折腾好几年,使亿万农民饱受了漫长的饥饿之苦。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生产队种多少亩庄稼,要先报产量,谁报的多,到时候上交的就多,但谁也不敢少报,少报了就得挨批,上级每年给各生产队下达征购任务,生产队报的产量多,收获后就征购的多,后来购过了头,致使社员吃饭有困难,甚至挨饿。咱们这里还好些,安徽某些村庄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
那个年代中央领导人谁说实话也不行。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彭总司令就是其中挨批者之一。彭老总仗义执言为民,“鼓咙呼”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遭批判。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仍盲目继续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从而造成了日后严重地饥荒。
彭老总由于反对当时的极左路线,就被贬至北京西效吴家花园居住。他为了揭穿浮夸风鼓吹的那一套是骗人的鬼话,便在住所附近开垦一分地作为试验田,这一分地土质好,他又进行了深翻,他还亲自下水塘挖塘泥,把塘泥晒干后施在这一分试验田里,播种前对地精耕细作。种子下地后,他到处收集人粪尿为麦苗追肥。他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这一分试验田里,看到底能收多少粮食。”
等小麦成熟,割下来仔细收打,甚至连漏掉地里的麦穗也拣回来,最后一过称才九十来斤,一亩地也就九百多斤,彭老总用事实揭穿了浮夸风鼓吹的谎言。
在那时候不光刮起了浮夸风,社员干活也得放卫星,干得快就是好的,一点不讲实效,刨红芋要一抓钩一棵,不管刨出来多少红芋。有一次某公社领导问某一个生产队长,你们队的花生还有多少没刨完?生产队长说:“还有二十亩。”公社领导听后,立即下达强制命令,今天晚上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二十亩花生刨完!刨完后立即向我报告,听到了没有?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听到了,保证完成任务。这个队长回队后立即召集七八个社员,带着绳子、扛着耙下地刨花生去了,他们哪里是刨,就是七八个人用耙在花生地里拉了几圈,有的花生秧子还没有拉掉,更别说地下的花生了,任务完成后,队长立即打电话向公社领导报喜。
那个年代,普遍存在弄虚作假、虚报成绩、不讲实际、不说真话,欺上瞒下等不良作风,这都是浮夸风带来的恶果。
16、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春天,毛主席发动的、激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各部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表现形式先是揭发批判文化界的“黑邦”、“黑线。”一天到晚写大字报搞批判。有人嫌农村搞得不够激烈,所以后来城里的红卫兵便来农村煽风点火,制造声势。食城也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向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斗争的热潮,墙上贴满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高英”、“打倒钱秀夫”的标语口号,食城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食城大队的革命运动也搞得红红火火。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指导下,天天搞批判活动,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敌对分子和当权派作斗争。当时,由于群众观点不一致,认识不统一,全大队群众分成两大派。两派的群众都说自己是革命的,把对方说成是:“保皇派”、“反革命派”。两派群众不能见面,一见面就要辩论,有时甚至吵起来,一个家庭也有分为两派的,有时一边吃饭,一边辩论,夫妻由于观点不同,有的闹到几乎要离婚的地步。父子俩、兄弟俩意见不一致,在家稍不如意就争吵起来,有的甚至打起来。两派不因为多大点事,就搞游行示威。父子、夫妻、兄弟,有很多是站在对立的行列里。他们在街头巷尾,或在田间地头干活时进行舌战,先辩论,后来竞发展到武斗。
全国党组织瘫痪,工农业生产停顿不前。工人不上班,机器不转圈,烟囱不冒烟,学生不上课,农民不干活,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说它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相信,因为中国开天辟地以来没搞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说它伟大,没人相信。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造反派怎么理解的都有,工人把车间主任当当权派批斗;学生把班主任老师当当权派批斗;农民把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当权派批斗。食城也不例外,大队书记张言春就被群众批斗过数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各个部门,各行各业的群众都无比崇拜毛主席,崇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城乡到处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学唱语录歌,学习“老三篇”、背诵“老三篇”。老三篇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毛主席著作,那年代,白天农业学大寨,在田间劳动,晚上就学习毛主席著作,学跳“忠”字舞。每天上班前、吃饭前、睡觉前要做三件事:一是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三是唱段毛主席语录歌。这三件事不论再忙,也不能不做,真是雷打不动。
地方被搞得乱七八糟,中央更为严重。今天打倒刘、邓、淘,明天打倒彭、罗、陆、杨,后天打倒王、关、戚,打倒一个,倒一片。心术不正的人挑动群众斗群众。造反派无法无天,横行天下。后来大搞打、砸、抢,毁坏珍贵文物,他们把所有古老的东西,统统看成是封、资,修黑货,只要不顺眼,就得把它砸烂,连各家、各姓的家谱也给搜出来烧掉。社会被搞得混乱不堪。工人不能正常做工,农民不能正常种田,学生不能正常安心上课,就连医生也不能正常为病人看病。各级党委政府被夺权。上至国家主席、将军被打倒投进监狱;高级知识子、专家、教授、科研人员、作家、艺术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出身地主、资本家、或有点历史问题、海外关系的工作人员,大批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或各种牛鬼蛇神;广大教师被打成臭老九;许多人被关进黑屋子反省、批判、劳改。有的被剃光头,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施行百般虐待、折磨,进行种种人格侮辱,打死、打伤致残者有之,被逼成精神病、自杀者有之,冤假错案遍布城乡,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不论说话、写文章,一字之差,就被打成反革命。七十年代初,各地大办学习班。不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群众,只要有一点问题,就得进学习班接受再教育。有些人因有点历史问题,受不了学习班的严刑逼供,致使走上绝路。食城小学的老教师袁长理,就是在套楼中学学习班里乘晚上跑出去投在谢楼庄后的机井里自尽的。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广大社员在自留地里只能种庄稼,不准种瓜果、蔬菜、药材等经济作物,谁种了经济作物就开会批斗谁,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共产党不一心。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一句口号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这样的口号压在人们头上,社员们谁也不敢在自留地里种经济作物,万一种出毛病来,惹得自己周身不自在。
七十年代中期,社会形势有所好转,上级出台新政策,允许社员在自留地里种各种经济作物,允许社员搞家庭养殖业,也可以做小生意,小买卖。总之,不象以前那样,把社员们管得那么死,因此,社员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17、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
1976年,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动乱了十年,后来称十年浩劫,终于划上个句号。
这一年逢唐山大地震。中央三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他们是: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去世;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领导人的去世,使广大社员无比悲痛,有的人痛哭流涕。特别在毛主席去世时,社员们更是悲痛欲绝。食城大队广大社员在大队院里为毛主席设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主席。
全大队社员都很关心国家大事,就在这一年,一举粉碎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四人邦。重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任新的党中央主席,社员们拍手称快,在大队院里召开庆祝大会表示祝贺。
从这以后,食城村的各项工作在上级政府的关心指导下正常开展起来。
18、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
1978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重新复出。他上台后,严厉批判了“四人邦”的反革命言行,并把他们的犯罪事实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他狠抓各项工作的整顿,如:《军队要整顿》、《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方面都要整顿》他的这些讲话,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巨大努力。他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决策作用并做出卓越贡献。
经过邓小平的整顿和改革,全国各行各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食城村也不例外。1979年食城村听从上级的召唤,对所有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以后,社员们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社员们各尽其能,各显神通,出大力,下大本,拼命干,不论是庄稼,还是果树,都比大集体时收益更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
特别是食城大队果树发展起来后,经济收入更加可观。粮满囤、钱包鼓、政策好、干劲足,农民开始走上了致富路,家家开始添置农机具;买手扶拖拉机,买三轮车,买药泵、抽水机,社员们想的是如何扩大再生产,如何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这是广大社员天天在想,天天再盼的,这都是邓小平拨乱反正后给农村带来的新景象,敬爱的小平同志,百姓们从内心里感谢你。
八、如今食城变了样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食城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首先是村东于1987年冬季用人工开挖了一条梁西河,梁西河开挖后,长江水经过十三级翻水进入梁西河,水经梁西河进入大沙河水库,水库的水连通丰县内的复新河,对城北稻田地的浇灌起重要作用。梁西河开挖后,一个旱能灌,涝能排的水利格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有村民这样说:梁西河的开挖给食城带来了好风水。这此年来,食城四、五队每年都有学生考进大学,有专科的,也有本科的。甚至,出现多个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是以往多少年来没有过的,大沙河水库的开挖也给食城带来了好福气,水库挖成后,造出了几万亩良田,将这些地全部栽上了果树,且长势良好,不几年便硕果累累,果农通过套袋培育出优质果,年年都能卖个好价钱。如今食城村民不论是在林场承包的果树,还是在分场承包的果树,收益都很好,有的承包户一年就收十几万元。不菲的收入,是食城以前没有过的。
农民富裕了,生活标准也提高了。首先是房屋的更新,食城五、六十年代百姓的住房都是挑的土墙,上边苫麦草,叫土墙草房。七、八十年代扒掉土墙换成砖墙瓦房,现在这几年每年更新几十口,全部是扒砖墙瓦房盖楼房。2013年春天包银宗、包道立两家扒倒住了近十年的老旧楼房,重新翻建式样较新颖、内部设施较完备的新楼房。百姓们穿衣讲时尚,吃饭讲营养,出行家家有电车,有的一家有两三辆。近几年村民添置轿车、面包车五十多辆,有了这些交通工具,他们上地干活,接送孩子上学,赶集上店,走亲戚非常方便。电视早普及,夜晶电视已进农家。现在又有不少农户装了电脑,并入了网,利用电脑发信息,购物品,方便又快捷。
食城村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变化得益于果树,但果树品种不好,已栽了几十年的果树,年纪大了,也结不了好果子,收益也会大受影响。2013年春,食城一、二队在新任书记包道立、村长包亚东的带领下,更新换代新品种苹果树二百多亩。2014年春天,在原来更新的临近地块又有所增加,这样两年更新换代新品种苹果树达五百余亩。为食城村今后扩展新品种果树,建新型自摘园打下了基础。食城村民的整体收入多年来位居大沙河镇前三名,村党支部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党支部,并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如今的食城村,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阔的东西大街,平整的水泥路面,两旁楼房鳞次栉比,电线、网线密如蛛网,商店、杂品店、饭店、服装店生意兴隆。晚上,街上路灯明亮,人来人往,食城正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广大村民信心百倍奔小康。
如今的食城村环境优美,交通方便,从套楼发往徐州,从梁寨发往丰县的客车都经过食城。食城人外出办事,比过去方便多了。
食城人杰地灵,人才倍出,不论是老一辈参加革命的功臣,还是新一代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毕业后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奉献聪明才智。食城人如今正为建设祖国、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正是:
食城彻底变了样,
富裕莫忘共产党。
今后仍要再努力,
生活尽快达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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